01 朱德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在我着手研读主席亲自审定的57号文件之际，林彪、叶群等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的叛党卖国行径，令我一时间感到震惊，愤慨之情油然而生。继此之后，我又陆续阅读了主席批发的其余四个文件及相关资料。
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皇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颗潜伏于主席身旁的最危险定时炸弹，其自行引爆实乃幸事一桩，这不仅使得我党愈发纯洁、伟大，也更为淋漓尽致地彰显了毛主席的英明与伟大。此举无疑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辉煌胜利。
我坚定地支持主席及党中央针对林彪反党集团所采取的系列精准举措；全力赞同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并下令林彪的亲信黄、吴、李、邱等人停职检讨的决定；全力赞同组建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决心始终坚定地站在主席的身旁，与全党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揭露并谴责这个可耻的叛徒。
近期，在深思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脉络以及林彪其人其事时，我深感他走向反党反革命的歧途并非偶然。林彪出身于地主阶层，其个人英雄主义和野心家的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便已显露端倪。当时，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党组织从他所在的连队中抽调人员与武器，他却拒绝配合，坚守小团体利益，不顾党和革命的整体利益，实际上是将个人主义膨胀至极端。
自井冈山时期我军建军伊始，便确立了军事人员须服从政治委员指挥的原则。然而，他并未认同政治委员的领导职能，亦拒绝接受其领导。对于党派遣的政治委员，他选择不与之协作，拒不服从其指挥，更有甚者，甚至将他们排挤出队伍。他独钟政治部主任一职，以便于其实现个人独裁。
他始终对上级抱有轻视的态度。在井冈山时期，他担任连长一职时，便对营长周子昆同志心生轻蔑，不遗余力地试图反对他。及至他晋升为营长，又转而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联想到他在遵义会议后公然对毛主席进行攻击，暗中图谋夺取毛主席的权力，以及此次企图加害毛主席的行径，这些都暴露出其阶级和历史根源的深层次问题。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广泛传播，国内外革命浪潮持续高涨之际，面对他们阴谋诡计的失败，他们不择手段地企图向苏联修正主义势力投靠，这似乎表明他们早已与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其养的走狗王明暗中勾结。
在抗战期间，他于苏联养病数载，归来之后（中央理应对此段经历进行严谨审查），便竭力颂扬蒋介石所谓的“和平诚意”，并热切请求前往“劝慰”蒋介石，勿与共产党产生冲突。在连番请求之下，中央最终同意他前往重庆进行说服工作。然而，他在重庆逗留了一个多月，却一无所获，空手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派所秉持的“一切均需通过统一战线”、“一切均应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显然他们背后有着国际势力的支持，是一群别有用心之人。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德
1971年10月22日
02 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
犹记得，在1927年南昌起义的部队从广东迁往江西大庾途中，林彪时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他曾擅自离队，向梅关方向逃窜，却在中途折返，表示愿意留下不再离去。他对我说，沿途遭遇了百姓的盘查与欺凌，有时甚至惨遭杀害，形势凶险，无法再继续逃亡。这充分表明，大叛徒林彪虽心生动摇与逃逸之念，却因陷入绝境，不得已而返回，重归队伍。
二、大叛徒林彪长期倚重封建关系，偏爱任用亲信。
林贼自任第七连连长之初，便安排其表弟担任勤务员，并将连队的一百二十元毫洋伙食经费交由其表弟保管。然而，该犯却趁机携款潜逃，投靠了敌方。
自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军在1928年的一次激战中，再度俘虏了其表弟。林彪竟将敌我混淆，竟重新启用这名犯人，让其充任团部的勤务员，携带手枪穿梭于团部各处。直至团领导察觉后，方将其驱逐。由此可见，大叛徒林彪任用亲信、破坏党的纪律之举，并非始自今日。
三、林贼虽在言辞间标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则早年便屡次破坏红军纪律。他常与勤务员等一众亲信聚会宴饮，每到一地，便掠取百姓家禽而未付分文。虽经批评有所节制，然而不久后，旧态复萌。
四、在主席的率领下，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实施战略转移。占领大庾城后，二十八团负责对新城与赣州方向执行警戒任务。然而，在黄昏时分，敌军突然发动袭击，一场激战随即爆发。
彼时，主席亲临前线阵地，审视战局，察觉二十八团未进行坚决的抵抗，边战边退，林贼率领的队伍亦随之溃逃。主席随即下令，必须组织部队打一场胜仗，击退敌军，否则将对后续转移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林贼对主席的命令置若罔闻，径自从主席身旁猛冲而过，抢先奔向安全区域，全然不顾主席身陷敌追险境。
我亲临现场，力图阻止林彪离去，然而他对此置若罔闻。幸亏随后部队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才确保了主席的安全。此乃大叛徒林彪临危退缩、不顾主席安危的严重罪行，充分暴露了他对主席毫无无产阶级革命情怀。这一事件至今仍深刻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五、在大庾战役结束后，当晚我们在距离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村进行队伍整饬时，发现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激战中不幸受伤。主席指示我转告林彪同志，要他务必精心照料何挺颖同志，并设法将他安全抬离战场。
我向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令，并特别指出何挺颖同志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优秀成员，务必确保妥善照料他，将他安全抬走。此举对于维护两队间的和谐关系至关重要。
林贼当时信誓旦旦，然而事后却将何挺颖无情抛弃。实则当时将何挺颖带离并非不可行；何挺颖之被舍弃，林贼难辞其咎。这再次揭示了林贼自私自利，缺乏对阶级兄弟、对战友应有的革命情谊。
六、在寻邬圳的激战中，我军总部不幸遭受敌军突袭，毛主席与朱德同志面临极大的威胁。当时，林彪所率领的部队负责警卫任务，然而在总部遭受袭击之际，林彪并未履行其职责，保护总部安全，反而自行逃往山上，因此对于总部遭受攻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后，我对他的行为提出批评，他却拒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狡辩称军部曾命令他带领队伍提前抵达罗浮嶂，并未赋予他保护军部的职责。林贼历来只顾个人利益，无视领导同志的安全，此行径早已暴露无遗。
七、经历圳下激战之后，我军陷入了极其严峻的困境。我仍清晰记得，前委曾就敌人可能的前堵后追，以及可能导致的建制混乱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据此决定，一旦遭遇如此严重局势，队伍应分为三路灵活行动。其中，主席将率领第三纵队作为一路，朱德同志则带领第二纵队组成另一路，而我与林彪则共同指挥第一纵队，形成第三支队伍。
当时，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均不愿分散开来。尽管多次作出分散执行任务的决策，却始终难以实现。这一情形充分展现了干部与战士之间，以及战士与干部之间那份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无间依存与深厚的战斗情谊。在那个特殊的时刻，这种场景尤为动人心魄，时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面对当前的困境，林贼显得消极沮丧，他不止一次地鼓动我带领队伍偏离既定路线，另辟蹊径，意图将毛、朱二人甩开。他声称，与毛、朱同行目标过于显眼，不利于队伍的隐蔽性以及摆脱敌人的追击。
当时我并未应允，队伍亦未展开。林贼罔顾革命整体利益，意图脱离领导行列，企图让领导同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进而自行解脱，但其阴谋终究未能得逞。
八、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落幕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各连中各抽调一个班，以增强闽西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进而组建第四纵队。
林贼竟敢公然站出来反对主席的倡议，导致主席的高瞻远瞩未能得以落实。这充分暴露了林贼秉持狭隘本位主义，公然对抗主席所倡导的既重视主力又兼顾地方的正确策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九、在一九二九年，彭德怀自井冈山成功突围，与毛主席在余都重逢。重逢后，毛主席仍安排彭德怀返回井冈山继续工作。紧接着，四军部队抵达瑞金。毛主席审视全国局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进而提出了力争在一年内巩固江西的计划。
林贼心怀艳羡，对彭德怀四处游击的英勇行径颇有微词，他反对主席提出的“一年内夺取江西”的战略计划，认为全国乃至江西的革命形势不可能迅速形成，并指出江西和福建的民众普遍不愿参军。林贼心态消极，对敌人的追击心存恐惧，因此倾向于采取分散游击的战术。主席始终对他进行耐心的教导。在四军九次大会之后，主席特地寄给他一封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信，信中批判了他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
此信一经油印，便在军中及民间广泛流传，对于当时革命斗争的指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林贼竟妄称未曾目睹此信。主席智慧超群，早早洞察其本质，此信对他自诩始终正确的形象构成威胁，因此他极力否认。此事实再次揭露了林彪这位大叛徒对主席的不忠与两面手法，成为反对主席的又一重大事件。
十、1929年11月，我自中央返回，首站便造访了林彪的麾下。林贼便询问了我此行中央的详情，我向他述说了中央的指示，即委派我负责筹备迎接毛主席重返部队的各项工作。同时，我也向他了解了部队的最新状况，他告知我，几支纵队的司令员之间团结和睦，而那群政治上的年轻新兵也已被妥善处理。
林贼将政治工作人员诬称为“政治小鬼”，此行为暴露了他始终如一地抵制政治工作的立场。
十一、红军在梅县遭遇挫败之后，转战至上杭与长汀之间的官庄。彼时，部队的核心任务是热烈欢迎毛主席重返部队，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路线，应对全国范围内的迅猛发展态势，进而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然而，林贼却提出召开前委会议，商讨其分散进行游击战的策略。在会上，林贼多次强调他在永定、上杭地区分散游击的经验。会议中，争论颇为激烈，林贼的提议虽未获通过，但他仍坚决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林贼历来提倡采取分兵作战、游击战策略，实则反映了他对国家革命前景的悲观与失落。
十二、自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在毛主席英明正确的路线指引下，全军上下团结一心，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毛主席及前委领导率领的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等地，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共同商讨并部署地方工作。而林彪所率领的一纵队与三纵队，则在新泉、朋口、长汀等区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林贼得知江西之敌将从瑞金发起对闽西的攻势，未向主席及前委请示，便擅自集结部队逃往江西。随后，主席率领第二纵队历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等地，直至宁都的东韶，方才追上第一三纵队。
事后，我指责林彪在经历九次大会之后，竟未进行请示，便擅自作出分兵的决定，这实为错误之举。然而，林贼对此拒不认错。他听闻风声后便逃离现场，既未请示亦未报告，这种行径无疑是严重缺乏组织纪律性的表现，更是他分头逃窜罪行的又一证明。
十三、在1932年第四次围剿前夕，我供职于江西军区。据前线来人所述，三军团彭德怀部曾遭遇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致使部队士气低落。在小元会议上，林贼与彭德怀均提出脱离主力部队，转而采取分散游击的策略。关于此事，我虽有所耳闻，但并未亲历，尚需进一步核实。然而，林贼在面临困境时，总倾向于离开主力部队，选择分散游击，这种倾向无疑是其一贯的做法。
十四、在1944年延安之际，我与林贼的交往并不频繁。记得有一次，我曾向他询问有关第三国际的情况。林贼便大谈特谈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亦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称他们虽然外表看似长者，实则才干非凡。林贼对这批人物的过分赞誉，恐怕与此次匆忙出逃的历史渊源不无关系。
十五、另一次，林贼对延安的抢救运动进行了猛烈抨击，声称在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实为对青年的暗算，并对叶群极尽赞誉之词。此次他背叛祖国、投向敌营，进一步证实了当时审查叶群的正确性，遗憾的是并未彻底查清真相。
以下是我所能回忆起的林贼罪行的一部分。从这些案例中可以明显看出，林贼在早年便多次对毛主席持有反对态度，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对中国革命抱持消极和悲观的态度，曾多次出现动摇和逃跑的念头，企图分裂红军。林贼性格阴险，擅长玩弄两面手法，培植亲信，专事阴谋诡计，这已成为其一贯作风。此次他竟胆敢图谋加害主席，背叛党和祖国，绝非偶然之举。
我承认，在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林彪同志确实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一些积极的贡献。回顾1928年的湘南之行，我确实犯了错误，但林彪同志在桂东战役中的指挥是正确的；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我虽曾违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林彪同志却通过书信表达了对毛主席路线的支持，这一点也是历史所证实的。在揭露林彪罪行之际，我并不否认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这两次重大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严重过失。
以上事实供参考。
03 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对林贼的认知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早年在苏区以及长征期间，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年轻气盛，经验尚浅，然而在战斗中能勤于思考，但个人英雄主义倾向明显，对批评持有抵触，更不习惯于自我反省；在面临重大关头时，他并非始终对毛主席忠诚，反而时常表达出对毛主席的反对态度；在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人的拉拢下，他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意图寻求靠山。
平型关战役一别，彼此便鲜少交集。全国解放之际，他因病长期休养。
自庐山会议首度召开以来，他执掌军委事务，高举红旗以反其道而行之，声调日益激昂，巧妙地掩饰了他作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目。
同时，由于我全身心投入于科技业务的繁杂事务中，未能充分研读主席的著作，导致我的路线觉悟较为薄弱，未能洞察问题的本质。因此，我错误地以为他支持毛主席，并积极宣扬毛泽东思想。正因如此，在军委的工作中，我对他抱以尊重，并给予坚定的支持。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接班人，我对此表示坚决支持。虽然意识到他在历史上曾犯有过失，但我相信当时他还年轻，在主席的长期培养教育下，他或许已经认识并改正了错误。此外，他也曾为历史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对他的接班人身份毫无疑虑。
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
因此，我愈发深切地体会到主席的英明与伟大，他洞悉一切，成功地将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回顾过去五十年的亲身经历，我深刻认识到，那些企图分裂党、暗中策划阴谋、反对毛主席的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这乃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野心勃勃、暗中策划、背叛国家之徒林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犯下了多起重大的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在攻克漳州之后，林贼在筹措资金的过程中，曾对“左”倾行为给予过支持。
于一九三二年的春季，红一军团宣告成立，毛主席率领一、五军团南下征途，踏入闽地，攻克漳州城。在此，战役的每一细节皆由毛主席亲自部署与指挥。攻克漳州之后，于漳州、漳浦、石马等地积极筹款，严格遵循主席指示的经济政策，确保了商业店铺的持续运营，未曾闭门歇业。
譬如，面对陈嘉庚的款项拨付，他拒绝缴纳，我们仅依法没收了与他所拨款项相当的商品，既公平又合理，未曾有过分之举。陈嘉庚在事后甚至对我们的做法给予了好评。
主席离去后，林贼便伙同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推行了过激的“左”倾行动。对于那些拒缴款项者，他们甚至将其押至大街之上，施以非刑拷打，意图以此警示民众。此举导致部分商铺纷纷关门歇业，小资产阶级亦感不满，甚至工人和农民亦生疑虑，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政局稳定。
我坚决主张改变这一做法。然而，林贼却力挺高自立的做法，声称不如此便无法筹集资金，而没了资金，战争便无从进行，甚至对此置红军的政治影响力于不顾。这场争执，直至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我们自漳州返回后才得以平息。
（二）林彪偏袒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团体，宣扬“短促突击”战术。
在那关键的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拉开，教条宗派集团对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提出了质疑，他们鼓吹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主张与敌军进行消耗战。然而，这种做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均犯了严重错误，导致我军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
昔日，林贼撰写了《论短促突击》一文，力挺李德，此举深得教条宗派集团的青睐。这不仅关乎军事路线之争，更是林贼对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立场的一次鲜明表达。
聂荣臻与林彪曾是红一军团战友。
（三）在长征路经广东的乐昌及九峰山区之际，林彪未能以大局为重，违背军委指令，一心只图个人脱身。
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彭德怀率领右翼部队，而我则随左翼同行。我军历经信丰、安远之间的激战，成功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继而又在城口击破了第二道封锁。正当此时，广东的军阀部队紧急开赴乐昌一线，企图截住我们的去路。
当时，一军团肩负的使命是穿越乐昌北部的九峰山，实施突围，并派遣一支队伍把守九峰山的关键据点，从而为九军团及中央纵队的行进提供掩护。然而，林彪当时置整体利益于不顾，一心只想个人逃脱，坚持主张放弃占领九峰山，而是率领部队沿着山下的道路逃离乐昌。
我不赞同林贼的看法。当时的情况是，粤军乘坐火车，而我军只能步行，这种速度差距怎么可能追上他们？如果我们选择走乐昌，难免会遭遇敌人。作为先锋部队，我们肩负着掩护重任，不能仅仅为了快速行进而忽略安全，一旦放任敌人截住后续部队，将造成严重损失，甚至可能破坏整个长征的既定计划。
左权随后提出一项计划，派遣一支连队先行进行侦查。部队继而沿九峰山挺进，稳固了关键阵地，保障了后续部队的安全，最终胜利抵达宜章。
根据后续侦察，敌人已推进至乐昌境内。若继续沿用林贼那种逃避的策略，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林贼仅图个人逃脱，将后续部队的安全置若罔闻，其品行之恶劣，令人义愤填膺。
（四）在遵义会议前及会议期间，林贼的立场显得模糊不清。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军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即便是第四次反围剿，由于主席的军事思想已深入人心，加之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尚未完全实施，依然赢得了胜利。然而，自第五次反围剿起，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失误指挥，我军陷入了被动局面，接连遭受挫折。随着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危害的逐步认识，他们纷纷要求主席重新站出来，领导我们走出困境。
1935年伊始，我军踏入遵义城。仅仅一月八日，便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自此，中国革命实现了从一场胜利迈向另一场胜利的飞跃，这标志着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在向遵义进军的征途中，我的脚不幸受伤，不得不乘坐担架。与此同时，王稼祥同志同样身处担架之上。在这段共度的时光里，我们时常促膝长谈，一致认为博古、李德等人已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亟需对领导层进行改组，并迫切希望毛主席能够亲自执掌领导大权。
林彪在遵义会议前后，均未发表任何言论，其立场显得模糊不清。近日，听闻有人为林贼进行辩护，声称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并四处搜集所谓“重要讲话”的资料，这种行为实为篡改历史。观此后一系列事件，林贼作为典型的两面派，当时内心实是抵触毛主席的。
（五）越过金沙江之后，林贼公然致信，要求更换毛主席的职务。
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原计划是穿越长江，前往四川。然而，在攻占土城的过程中，彭德怀同志担任前线指挥，但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导致我军伤亡惨重。蒋介石随即调动其精锐嫡系部队，以及川、黔、滇、湘等省的军阀部队，全力进行围追堵截。
当时我军疲于战事，若继续西进横渡长江，一旦敌军追击而至，而我方无船可渡，便将面临在江边被围剿的危险。主席洞悉敌情，英明地调整了既定的渡江战略，转向滇东北的扎西（威信）一带。各省军阀部队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拼命追击，而敌方后方却出现了空虚。主席便指挥我们掉头东进，再次横渡赤水河，趁机占领桐梓，重返遵义，而后又转战仁怀，实施第三次渡赤水，虚张声势攻打贵阳。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无不遵从我们的调度，蒋介石不得已亲自赶赴贵阳坐镇指挥。然而，我军忽然改变行军方向，转向黔南挺进，于贵阳与龙里（龙云的部队驻扎之地）之间径直切入云南，将敌军远远甩在身后，并于五月初巧妙地渡过了金沙江。这场胜利是长征过程中的关键性战役，标志着毛主席军事思想与主席英明指挥的辉煌成果。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
彼时，三军团成为我军的大本营，博古与张闻天常往此地；李卓然则因五军团负责长征的后卫任务，对主席心生不满。这伙教条宗派分子相互勾结，煽动风潮，竟掀起一股企图撤换毛主席领导地位的恶浪，意图将彭德怀推上高位。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亦是此教条宗派集团的一员。
穿越金沙江之后，林彪在会理地带便开始喧哗不已，他抱怨如此情形无法持续，抵达宿营地后便立即给彭德怀拨通了电话，声称：“目前的领导已经不行了，你应该出来担任指挥。”我立刻对他的言论进行了批评：“你居于何种地位，怎敢擅自指定总司令，意图更换统帅？”
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
我坚决拒绝签署，与他激烈争执。我质问道：“革命正面临如此紧迫的时刻，若不信任毛主席的领导，那还有谁能担此重任？！你才刚出席遵义会议，却又反对会议决议。你跟随主席多年，在主席的带领下，我们曾多次击退敌人的围剿，你应该对主席充满信心，坚信只有主席的领导才能扭转当前的危机。”
在我们争执之际，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均在座，却无人发声。林彪未听劝阻，擅自于信件上签字后便予放行。嗣后，在会理会议上，主席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斥责道：“你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懂些什么！”
（六）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之后，林彪在针对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出消极与动摇的态度，甚至产生了投靠张国焘的念头。
在主席的英明指引下，我中央红军成功巧渡金沙江，穿越彝族区域，从安顺场成功抢渡大渡河，跨越夹金山，抵达懋功地区，实现了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我疑虑，或许是李卓然向张国焘透露了遵义会议前后的局势。自此，自张国焘那里便传出了风声，声称一方面军内部亦存不和，他趁机利用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对毛主席的反对之机，企图拉拢一、三军团，暗中策划吞并中央红军的阴谋。
自两河口会议结束翌日，张国焘邀请我与彭德怀共进早餐。餐后，他提出将派遣两个营左右（约千人）的兵力交由我们指挥。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张国焘试图拉拢之举。离开后，我向彭德怀询问张国焘此举的用意，但他并未直接回应，只是说我不应拒绝增兵。
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行返回，聂荣臻同志请留步，我有要事与之商谈。”
我留驻此地后，陈同志便向我询问对遵义会议与会理会议的看法，并要求我作出明确表态。我回应道，这两次会议我均有幸参与，且均表示坚决拥护，立场坚定，此前已有过明确表态。随后的交流并未得出新的结论，我便就此返回。
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随后，在抵达阿西、巴西地区之际，张国焘通过阿坝发来电报，指示我们向阿坝西部进发。然而，事后方才明白，彼时张国焘竟暗中指令陈昌浩，若一方面军不愿遵命，便应随机应变，以应对对中央的潜在威胁。
叶剑英同志在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期间，将密电内容呈报于毛主席。毛主席果断决策，令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队即刻启程，奔赴甘肃，以摆脱险境。此乃我党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
某日，我向林彪言道：“绝不能继续停留在阿坝，我们的部队不能再在草地中滞留。正如主席所指示，我们必须迅速脱离草地，前往陕甘。”彼时，传闻张国焘另有一套计划，意图将林彪调入××军，而我则被指派至三十一军担任政委，然此命令尚未正式下达。我提醒大家，需警惕张国焘的险恶用心，他意图将我们置于不利之地。
“蒋介石的势力更庞大，但这就能证明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吗？！”
我始终存疑，彼时林彪或许是被张国焘暗中策反，意图投向他的阵营。幸亏主席果断出手，才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七）初抵陕北的林贼，心中曾萌生去意，意图背离毛主席，转而前往陕南展开游击战。
毛主席引领红军成功抵达陕北之际，林彪却内心充斥着不满与悲观的情绪，偶尔这些情绪便会显露无遗。在1935年冬季的宜川，林彪不止一次地表达出想要带领部分部队脱离陕北，前往陕南开展游击战的意愿。此行为充分显示出林彪的背叛之意，他意图脱离毛主席的领导，企图独辟蹊径，创立自己的天下。
（八）在大相寺会议上，林彪未能正视并检讨自己的过失。
在红军东征之际，主席传令要求我们增派部分新兵支援十五军团。林彪接到电报后，愤然回应：“哪里有什么几个兵”，随即将电报掷于地上，情绪显得极为不悦。
一瞥电报内容，我便征求彭雪峰等人的看法。彼时，彭雪峰正沉浸于复兴三军团的幻想之中，他并不赞同分派。再询问下属，他们纷纷表示困难重重。我的思想亦深受本位主义影响，倾向于减少或完全取消分配。鉴于此，我们回电表示，请求不作分配。
在大相寺的会议之中，主席对我提出了关于不顾全局、抱有本位主义的严厉批评。这一评价，无疑是精准且深刻的，它不仅对我个人的教诲意义非凡，同时也对全军上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政委，我在这一事件上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然而，林贼在会议现场却缄口不言，并未进行自我批评。
（九）在大相寺会议之后，正值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与六月，林彪被调至红军大学任职。在他即将离任之际，他与我深谈道：“多年来，我们并肩作战，今日却要各奔前程。昔日我们之间的分歧，你更多从组织角度出发，而我则更侧重于政治层面。”我回应道：“我们争执的乃是政治问题，此类议题讨论数日亦难以辨明，日后我们再行深入探讨吧！”言辞至此，我们便未再继续讨论。由此可见，林彪对于会理会议的批评，始终怀有不满之情。
依据上述事实，显然可见，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屡次公然反对毛主席。直至此次事件，其野心膨胀至极，竟企图加害毛主席，投靠敌人，背叛组织，成为我党历史上最为恶劣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以及大卖国贼。此等行径绝非偶然。这枚定时炸弹终将自行引爆，自食恶果，自取灭亡，罪有应得。这正是所有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必然遭遇的命运。
04 刘伯承揭露林罪行
刘伯承揭发林贼罪行谈话摘要
1972年3月2日上午
一、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林贼开始对毛主席提出反对意见，他联合彭德怀，力主毛主席放弃指挥权。此举在会理会议上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在会议中，毛主席对他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指出：“你尚且年轻，所知有限。当前形势下，不宜直接与敌人正面冲突，采取迂回策略，多走几步路，反而更有裨益。”
二、在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林彪将军正指挥东北战局，而我方正全力以赴投入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然而，当我前往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战况时，得知毛主席曾指示林彪将军夺取锦州，但林彪将军却未听从指挥，执意进攻吉林（长春）。此举导致战机延误，战局拖延，毛主席对此表示了批评。尽管如此，林彪将军却对此置若罔闻。
传言罗荣桓曾向毛主席发出一封电报，诚恳地承认了自身的错误。林彪听闻此事后，不禁以讥讽和嘲讽的口吻对罗荣桓说道：“你这电报写得颇为得体，往后前途定然光明。”
三、入关之后，我们溯江而南，虽然未曾主动求援，但我们的军队抵达彼处之际，林贼亦已派遣其部队跟进。我们一举攻克广州，林贼的部队亦紧随其后。我军抵达雷州半岛，林彪的部队随即占领了海南岛；我军挺进广西，林部亦随之而至。尔后，我们转战西南，琼州一役，成功消解了胡宗南的主力及川军大部分，共计九十万人。当时，林彪索要了二十五万兵力，而这三野的二十五万，则是我们主动提供的。如今回望，林彪索求这二十五万，实是为了扩充自身实力。
随后，林彪派遣五十军前往成都，五十七军则被派往重庆，然而他们的目的并非投入战斗，而是意在抢占地盘、搜集武器。
在云南的情形亦然，陈赓部队成功进驻云南，林彪亦随之派遣部队，于敌军退路上进行截击，目的在于收集缴获的武器。由此可见，林贼发动政变并非无因，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便是热衷于掌握权力，不断积聚力量、占据地盘、扩大个人势力。
四、回想起杨成武担任总长时期，林贼曾与黄永胜在总参谋部有过一番交流。在讨论军队重要性时，林贼提到，应当效仿蒋介石。蒋介石能够掌握国家的军事实力，从而掌控整个国家，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自左而右，依次为罗荣桓、刘伯承、林彪、叶剑英、贺龙（摄于1959年10月1日）。
五、在南京空军俱乐部的一次探访中，我发现内部并未摆放毛主席的画像，反而悬挂了刘亚楼的肖像，并称他为空军的奠基人。这让我想起了在东北时期，刘亚楼曾将破损的日本和国民党飞机修复并制作成电影，声称这是空军的胜利。据此来看，他真可称为空军的开拓者吗？
刘亚楼离世之后，林彪即刻任命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之职，此举即刻引发了众多人士的异议。由此可见，林彪对空军的建设早已给予了高度重视。
随后，李作鹏被指派负责海军事务。追溯至江西苏区时期，李作鹏曾是一名译电员，彼时年纪尚轻，却行事狡黠，不拘小节。陈光，身为一一五师副师长，后继任师长，其人虽有错失与傲慢之嫌，但这些都属于内部矛盾。李作鹏则伪装成陈光的朋友，试图套取他的信任，声称自己与香港有联系，进而推断出他与蒋介石有所勾结，最终导致陈光自身陷入困境，甚至自焚。李作鹏的行为全然是特务手段，而林彪却因此事对他另眼相看，给予重用。
六、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编年史。然而，林彪却对政变之术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特意搜集了众多政变的案例。这充分表明，他策划政变之心，早已蓄谋已久。
刘伯承同志曾言，林彪其人，言行不一，表里如冰。数十年来，他鲜言真言。此次针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绝非轻而易举，务必心中有数，谨记政策。自建国以来，我国接连遭遇高饶、彭黄、刘少奇以及林陈四次反党风波，其背后主因无不与苏修有关，故而，我们须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图谋，此事关重大。
05 肖克同志揭露林彪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自我党成立以来，历经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其中林陈路线的斗争尤为激烈。林彪及其一小部分死党背叛党的宗旨，背离国家利益，其覆灭之迅速，结局之悲惨，更是远超以往任何叛徒与卖国贼。
卓越的领袖毛主席在应对这场反革命变故时，事先对中央内部及党内阶级斗争的细微动向进行了严密观察，洞察先机。在金秋时节的南巡中，毛主席再次强调：“全党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摒弃修正主义；必须团结一致，避免分裂；必须行事光明磊落，摒弃阴谋诡计。”这一指示启发了各地的同志们，增强了他们的警惕性，从而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事变爆发后，采取的措施得当，确保了全国秩序的稳定。
这再次彰显了毛主席的英明与伟大；证明了历经五十年风雨洗礼的党，既伟大又光荣，且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亦再次揭示了，无论叛徒、汉奸、卖国贼的职位如何显赫，名声如何响亮，最终都将面临迅速而惨烈的覆灭。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林彪正是站在这一历史审判的高台之上，被判下了死刑——他慌不择路，投敌叛国，自毁前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林彪是否始终正确无误，始终坚定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在南昌起义的挫败之后，于前往湖南发动起义的途中，曾有人心生逃避之念。
南昌起义虽告失利，林彪所隶属的二十五师遂自三河坝转向湘南地区撤退。在此过程中，林彪曾试图逃离。这一事实，是在一九二九年夏日林彪不慎透露于我。当时在闽西，我与支队党代表高静山（已故）一同前往纵队司令部，偶遇林彪。在交谈中，我们提及了陈毅同志（彼时陈毅同志已从第一纵队党代表一职调任军政治部主任），林彪对此颇有微词，情绪激动地表示：“陈毅这人为人极是专断，动辄斥责他人。我们去年从三河坝撤退时，本有逃跑的念头，但终究畏惧被俘后遭受枪决。”
二、1928年秋季，我军从湘南撤回井冈山后，一日，耿凯（长征途中共产党烈士）与我言道：“林营长在郴州意外地发了笔横财，攻占郴州之际，×××（此处提及人物名已遗忘——注）意外地得到了五枚光洋，共计两百五十元，以及七个金戒指，恰巧被我撞见，那笔财物便被他收入囊中……”
我说没归公？耿答：“归什么公！”
此事于1929年得以证实。一次，我们谈论到大庾县遭受的败绩，林无意间提及，在撤退途中，搬运工遗失了他的小箱子，箱中装有百元以上现金及七个金戒指。我先前曾听闻耿凯讲述他发家致富的故事，他所提及的金额虽略有出入（半年后有所支出），但七个戒指的数目却是准确的。耿凯的言辞便成了佐证。林彪在郴州大肆敛财，恰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与我均感同身受：你似乎并不那么坦率啊！
三、林彪的右倾思想，早在红四军撤离井冈山之际便已显现。
在讨论井冈山事宜的部队各级党委会议上，林彪屡次强调：“当前边界形势颇为严峻，仅靠红米南瓜是难以维系的，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否则，将难以保障生存。”此观点亦在白露大会期间得到他的重申。
林与毛主席的思想观念存在显著分歧。毛主席旨在赣南广阔地域展开广泛的游击战，而林则基于“难以维系”的消极情绪以及对红米南瓜的不满，秉持着右倾思想。这与当时某些人提出的“红旗究竟能坚持多久”的右倾观点颇为相似——虽言辞各异，实质相近。即便下山之后，林依旧沉浸在悲观与失望之中，甚至对毛主席在特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策略表示反对。
四、林彪军阀主义
在井冈山以及粤、闽、赣边区的游击战争时期，他尤为注重军官的职权，而对政治机关与政治干部的关注度则相对较低。
1928年冬日伊始，毛主席及前委委派何挺颖同志担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及团委书记。彼时，林同志正在后方休整，不久后重返队伍。他召开了一次军官会议，却未与何挺颖同志商议，也未安排其在会议议程中的位置，更未向与会者介绍何挺颖同志（因其来队时间不长，未曾与全体干部有过面谈），会议主持及讲话均由林同志独自担当，使何挺颖同志只得落座于旁——与我们这些普通干部一样，只能坐在下面聆听训示。林同志的讲话冗长，会议结束后便宣告散场。对于林同志对何挺颖同志的态度，我们心中颇有微词，会议结束后也对此进行了讨论。
“若何党代表当时在三十一团，便不会遭遇此难！”（何原本担任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不仅着重强调军官的职权，同时也过分推崇行政权力，尤其对“层层节制”这一理念情有独钟。他解释道：“营长需妥善管理四位连长，连长则需有效指挥三位排长……”他鲜少与士兵及下层干部接触，更不会与他们闲聊或开怀大笑。
他言道：“治军务必严明，心怀慈悲，行事果断如雷霆。”回溯至一九二九年夏日，在闽西的虎冈，我那时任纵队司令部的勤务员，一位来自湖南宜章的士兵——我昔日宜章农民团连长麾下的旧部，他擅自取走了百姓的些许物品。林某得知此事后，立刻将他唤来，简短询问了几句，随即挥动手中的武器，将其当场击毙。
那是在古田的十二月，第一支队部的一名炊事员窃取了村民的一双鞋子。事件一经查实，支队支队长王良与政委李赐凡即刻向林汇报了情况。林得知后，立即下令必须执行纪律，最终由支队对其进行了枪毙。
“你试试看吧。”于是，我便在三纵队中试行此法。得益于党的领导以及士兵中多数是受益于土地革命、具备阶级觉悟的农民，经过长沙与吉安等战役的磨砺，我军的战斗力迅速提升。然而，他误以为连坐制度成效显著，便在红四军中推广，并将其美称为“革命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胜利后，红军的整体战斗力普遍显著增强（其他部队并未实施连坐法），于是此事便不再被提及。
五、1945年夏日，于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在针对彭德怀在临汾主持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林同志表示，他当时对会议中过分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持有异议。据我回忆，林同志并未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会议间歇期间，我曾向他咨询与会同志的印象，他们都表示并无此记忆。
经过两日，众人出示了会议的个人纪要，林彪亦表示了对十二月会议的支持，并对运动战的重要性给予了重申。然而，面对这份记录，林彪却并未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观点，反而流露出质疑的姿态。尽管如此，他亦无法提供有力的反驳，这使得我们感到颇为不悦。
六、1949年夏日，长沙实现和平解放。国民党方面，以桂军为核心，部署了约二十至三十万军队于湘南及广西地区。毛主席先后两次来电，明确指示针对桂系的作战应采取战略大包围的战术，要求主力部队由北向南推进，其中一部由黔东南地区深入广西西北部。同时，他还命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从广州沿西江流域进军广西，与之协同作战。这无疑是为击败既阴险狡猾又战术灵活的桂系军阀白崇禧而制定的最恰当的战略方针。然而，林彪却迟迟未予以执行。他过分热衷于在湘南地区从战术层面捕捉敌人，导致部队在酷暑中频繁调动，最终才在衡宝战线上成功围困了敌人三个师及一个团。
尽管击溃了该敌，然而敌军主力撤退至广西，此后在战术上再难寻觅到围剿敌人的良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林彪方才彻底释怀，这才开始遵循毛主席的战略大包围策略。
三十八军与三十九军越过黔东南的大图山，抵达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则沿西江而入广西境内；湘南地区五个军亦相继进入广西，共同构成了一道战略上的巨大包围圈。白崇禧因此面临三面敌军，战略上陷入被动，指挥混乱，短短五十天内，桂系军队的作战态势便基本告终。在我看来，林彪并未完全贯彻毛主席对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至少在执行力度上有所削减。
七、随着衡宝战役的即将落幕，我们手头关于敌军兵力的信息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方面，情报指出敌军由第七军的三个师以及四十六军的第三十八师组成；另一方面，则声称第七军全体加上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均属敌军阵容。由于战斗刚刚落下帷幕，确切情况尚未明朗，林某遂紧急上报，宣称已成功歼灭敌军四个师及一个军部。
桂军沿湘桂边境展开防御部署，发现三十八师正驻扎于全县周边地区。我曾向林提及此事，他却认为信息不可靠，并未予以纠正，因此我也就不便再提。
在我看来，无论是大量削弱敌军还是减少损失，对战争全局影响不大。然而，为何要夸大战绩呢？我觉得林彪在战果尚不确定时就急于邀功，而在明确之后又追求虚荣，这种做法实在不够诚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先前的问题逐渐被淡忘，加之林彪同志曾为党的事业贡献过一些积极的成果，人们便不再留意或逐渐忘记了。直至林彪同志的问题被传达开来，人们这才逐渐回想起来。
（二）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
在土地革命初期的岁月里，谢唯俊（后于陕北英勇就义）曾向他提出过批评。林在纵队委员会上两次借机指责谢未佩戴军帽，斥责其不守军纪。彼时，谢在第一纵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林对他多有刁难，令他深感困扰。关于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的熊寿祺（1930年夏被派往上海中央联络，后遭捕，与组织失去联系，直至解放后才重返）曾向我询问过。
又如在一九五〇年，邓子恢同志自京返汉口，于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决策。他提出，中南局在1949年夏季提出的将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定位在乡村的口号是不妥当的。我对此表示赞同中央的观点。然而，林彪并未认同中央的立场，反而指责我观点有误，这无疑是对一切的否定。会议持续数日，最终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便草草结束。自此，林彪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有人声称，1950年我调入军委，乃林某不悦所致，不知此言是否属实。然而，1951年冬季，林某以不满之态向我指出，我在中南局的发言存在偏差，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我坚信，党员在会议中提出意见，即便是不正确的，也应得到允许，然而林某却对此持不同意见。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打击与报复的行为（关于汉口之事，我在思想上长期未能释怀，直至1969年秋季才进行了反思——详见1969年十一月中旬上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所述，其是否准确，尚需进一步考量）。
在土地革命年代，对他提出意见便显得尤为艰难，更遑论是进行批评。在会议场合，他常常摆出一种至高无上的姿态，让人感到不安，甚至心生畏惧。对于自身错误，他既不进行自我反省，也不容许他人指出，这种态度根植于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观念，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体现。
在主席长期而耐心的教导下，我逐渐有所改观。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清除一切旧有事物的关键时刻，那些潜伏的隐患再次爆发，并且恶化蔓延——竟堕落至企图篡党篡军，利用黑帮特务的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挑起反革命的内部战争，终其一生沦为汉奸卖国贼。
即便对林彪的历史一无所知，亦会为之震惊，即便对其有所了解，或是略有涉猎，亦不免感到惊愕。在历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可谓谎话连篇，恶行累累，堪称最为阴险、狡诈、狠毒之辈——我亦忍不住要送他几个“最”字！
（三）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
在江西那段岁月里，他自称是最不沾染封建思想的代表。尽管在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的某些成员对他赞不绝口，声称他始终正确无误，然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心知肚明，他在土地革命初期曾对革命的前途感到悲观与失望；即便在遵义会议之后，以及渡金沙江和会理会议期间，他也是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人的，但这些情况并未被公开提及。
在七大之后于延安举办的华北座谈会上，林彪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但并未提及彭德怀在会理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此举意在掩饰自身在彼时的失误。然而，在另一次的场合中，林彪又坚称自己在临汾会议上的决策是正确的。
自那以后，直至掌管军委事务，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的地位愈发显赫，声望亦日益隆升。然而，他依旧如故，既不进行自我批评，亦不允许他人对他提出批评。
在一些迎合潮流者的夸大其词中，那些诸如“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等赞誉之词，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似乎变得理所当然。在这样的氛围下，不遵循这一标准来撰写文章、发表讲话似乎成了禁忌。在全国范围内，此类宣传铺天盖地，一般干部、党员乃至群众，只知其优点和被夸大的部分，却对其实际的错误和虚构的历史一无所知。
去岁十月与十一月，我有幸参加了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行程覆盖了南昌、吉安、井冈山等地，继而抵达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诸多地方。在这些地区的展览馆和宣传资料中，大量内容专注于林彪的宣传，且观点高度一致。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不乏伪造、夸大其词、误导性的内容。诸如：
将林彪定位为南昌起义的第二号领导者；林彪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奔赴井冈山，与毛主席实现会师；湘南起义的部队抵达井冈山时，林彪是第一个与毛主席见面的人；1928年7月，在七溪岭之战中，林彪主持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成功击败了杨池生师；同年8月，林彪率领一个营在桂东击败了来犯之敌（虽然我们勇猛作战，但这却是一场败仗）；在井冈山挑运粮食登山时，他找到了自己的休憩之所，实际上他并未参与其中。一位团长身体状况不佳，未能参与，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应虚构事实。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仅在翻阅后记时偶然发现了一丝端倪。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广泛传播的宣传内容中，不乏令人捧腹的荒谬之谈。例如，有传言称苏德战争爆发时，斯大林召集军事会议，林彪提出不同意见，而斯大林竟采纳了他的方案。在小学一至十册的教材中，林彪的语录和文章比比皆是，甚至在某些地方，还特地询问了林彪的住址、住所布局以及室内陈设，似乎有意将其与毛主席相提并论。
搜集并编造上述材料的人，其中多数心地善良，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往往对林的阴暗面缺乏了解，习惯于用形而上学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在其结语中，竟然连续使用了二十个“最”字。人们对于所见的好事，往往不加甄别地辗转相抄，人云亦云，既不进行调查，也不进行深入分析。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充当捧场者、吹鼓手，甚至怀着野心试图攀爬高位，这两种人的动机必须予以明确区分。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
林在北京的挚友，尽管已被一网打尽，但如同百足之虫，即便已死，其影响力仍存。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并教育广大民众，尤其是干部阶层，我们必须确保其恶劣影响得以彻底消除。因此，我建议将他所伪造、夸大和吹嘘的材料进行整理，并向公众公布，以彻底根除其恶劣影响。
岁月流转，案头空余记忆，缺乏文字记录。因此，某些细节或许有所出入，仅供参考。
06 李富春揭发林彪
李富春同志揭发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1971年10月8日
一、遵义会后反毛主席。
在遵义会议期间，他并未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开始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言论，称：“如此拖延下去，部队将不堪重负，这样的领导方式是否可行？”他联合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共同对毛主席表示反对。
毛主席在成功率领部队渡过金沙江之后，于会理会议上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指责。鉴于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并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他却公然站出来进行反对，其行径实属恶劣。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战区，我获知中央来电指示，旨在推动马歇尔调处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有效遏制敌方北进势头。此举旨在争取宝贵时间，为构建东北根据地奠定基础。据此，中央命令林彪将军指挥部队对四平实施围攻，并视机占领该城。
然而，林彪却将山东方面调集的绝大多数兵力投入了对四平的强攻。经过约二十天的激战，部队损失惨重，却未能攻克该城。
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已无法坚守，我们必须向北安撤退。”这不仅是他个人右倾思想的表现，同时也受到了林彪的影响。
三、东北土改中，他青睐“左”政策。
1947年下半年，东北地区着手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当年七月，我自西满被调至东北局。八月份，新华社广泛报道了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热烈场景，包括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以及贫雇农当家作主的情景。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将这些消息也登载在了《东北日报》上。我特地前往双城，向林彪和罗荣桓请示，林彪回应道：“既然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模式可行，为何不尝试一番？”
数日之后，部分区域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我随即致电前线，罗荣桓同志便赶回主持召开了东北局会议。直至九月，方才决定废止那波及广泛的“左”倾宣传。然而，真正的纠偏工作则是在十月展开，中央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并在十一月，毛主席针对当前几个政策问题下达了重要指示。
四、东北林彪与高岗关系近。
在东北局会议召开之前，他通常会与高岗进行商议，继之高岗便负责主持东北局的会议，而他本人则并不频繁出席。高岗在东北地区怀有成为“东北王”的野心，而进入中央后，他的野心愈发膨胀。这得益于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在东北地区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表现出了以下两点：首先，他并未主持东北局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参与政治局会议，然而，人们却发现他在暗地里有所图谋。其次，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并未坦诚相待，不涉及政治话题，也不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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